万册奇书存世不到4%，鲁迅与《永乐大典》有什么关系？

编纂于明朝永乐年间的《永乐大典》“合古今而集大成”，规模远超前代所有类书，实为典册渊薮、佚书宝库。令人痛心的是，大典正本至今下落不明，重录于嘉靖之末的副本也是星散飘零，万册巨帙迄今仅剩400余册及部分零叶。

为让“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”，让观众充分领略这部中华典籍的风采与神韵，4月27日，由国家图书馆与上海鲁迅纪念馆共同主办的“珠还合浦 历劫重光——《永乐大典》的回归和再造展”在上海鲁迅纪念馆奔流艺苑展厅揭幕，将展至6月9日。

明洪武二十一年，翰林院庶吉士解缙上书，希望召集志士儒英编纂一本新类书以便检阅。之后，由于种种因由，修书之事未能启动。洪武三十一年闰五月，太祖驾崩，修书之事随即搁浅。

永乐元年，明成祖朱棣意图以文治笼络人心，下诏解缙等悉采“各书所载事物类聚之，而统之以韵”，集合“书契以来经、史、子、集、百家之书，至于天文、地志、阴阳、医卜、僧道、技艺之言”编成一书。解缙奉谕召集百余人组成编修班子，次年进呈。成祖览后，赐名《文献大成》，但认为“尚多未备”，故而又延揽四方文儒宿学达两千余人，广集天下图书七八千种，按韵编排，汇为一书。

永乐五年，姚广孝呈《进永乐大典表》，成祖审阅后甚为满意，并亲自撰序，正式定名《永乐大典》。永乐六年冬，全书告成，计22877卷，目录与凡例60卷，分装11095册，共约3.7亿字。

明世宗朱厚熜非常喜爱《永乐大典》，案头常置一二帙，以备随时翻阅。嘉靖三十六年，紫禁城大火，奉天门和三大殿被烧毁，明世宗担心殃及附近文楼贮藏的《永乐大典》，一夜之中传谕三四次下令搬迁，使其幸免于火。为防不测，他计划重录一部大典。嘉靖四十一年秋，正式任命高拱、瞿景淳负责校理缮写《永乐大典》副本。重录工作隆庆元年(1567)告竣，共耗时五年。重录本与永乐正本在内容和外观上几无二致。

明嘉靖后，《永乐大典》正本不知所踪，副本被存放在皇史宬。据清康熙间翰林院侍读学士高士奇撰《续编珠》记载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早在明清鼎革之际已有佚失。清雍正间被移至翰林院敬一亭后，副本屡遭厄运，绝大部分被有近水楼台之便的官员盗窃，少数或毁于战火，或被劫掠。至宣统元年，翰林院仅存64册，后拨交给京师图书馆(国家图书馆前身)。

据统计，《永乐大典》副本目前仅发现有400余册、800余卷及部分零叶存世，总数不及原书的4%，分散于8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个公私藏家手中。国家图书馆共收藏《永乐大典》224册，占存世《永乐大典》的一半以上。

《永乐大典》收录有上自先秦，下迄明初的七八千种古代典籍，且对所收文献甚少修改，堪称“典籍渊薮”。随着时光流逝，诸多珍贵典籍相继亡佚。明万历年间重修《文渊阁书目》时，大典所收之书已“十不存一”；清康熙年间徐乾学修《一统志》时，所存更是“寥寥无几”。也正因此，《永乐大典》作为“佚书渊薮”的价值日益突显。

《永乐大典》的散亡牵动着我国学术界。近现代以来，众多学者如鲁迅、袁同礼、郑振铎、傅增湘、周叔弢、赵元方、赵万里、张元济、王重民等均为《永乐大典》的保护、回归、传播等奔忙。

鲁迅任教育部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时，主管图书馆事务，曾为京师图书馆的建立及《永乐大典》入藏京师图书馆作出重要贡献。展览特别展出《鲁迅辑校古籍手稿》中的相关书籍和商务印书馆1935年影印出版的《永乐大典本水经注》。

《鲁迅辑校古籍手稿》第六函第一、二册《岭表录异》是鲁迅以唐宋类书所引校《永乐大典》本为基础作出补遗的；商务印书馆1935年出版的《永乐大典本水经注》则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《水经注》影印本，鲁迅曾于1936年7月通过三弟周建人购得一部。

有关上海的内容在展品亦格外引人瞩目。《永乐大典》卷2270“湖”字册，原为刘承幹嘉业堂藏书，1938年出售被满铁大连图书馆购入，1954年6月经由外交部从苏联国立列宁图书馆转归北京图书馆。该册辑录大量《华亭县志》《松江志》等地方志中所载有关湖域的内容，如薛淀湖、唳鹤湖、顾亭湖等。薛淀湖一名淀山湖，位于现上海市青浦区。

《永乐大典》卷3526“门”字册，辑录《水经》引庾仲初《杨都赋》及顾野王《地志》等史料所载古代松江、娄江和东江“三江”介绍。永乐年间疏浚范家浜(今黄浦江外白渡桥至复兴岛段)，叶宗行献计“江浦合流”，“浦势自是数倍于淞江矣”，故有“黄浦夺淞”之说，黄浦江成为太湖入海的主要通道，行船交通更加通畅。